• 首页> 教育 > 严禁“清考”引发热议,陈平原曾有如何上课三大良策
  • 严禁“清考”引发热议,陈平原曾有如何上课三大良策

  • 发布日期:2019-10-22 20:06:26 信息来源:互联网
  • [简介]上周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的消息,并立即“坚决取消毕业前补考”荣登微博搜索榜榜首。对于此前披露的“连续三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副教授将被淘汰出教师队伍”的消息,意见中也明确“切实落实所有教授都给本科生上课的要求”。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教育需要学生、教师和机构的共同努力。几年前,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第120期文慧讲堂的嘉宾)发表了一篇2011年的文章,题为“上什么课,怎么上?”从中文系的“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和“课前课后”三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今天,它似乎仍然非常中肯。演讲厅分享了这个。

    2018年3月,陈平原参观了第120届文汇讲堂“致敬与分享:青春、奋斗与责任”

    目前,各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知识不仅仅是“文学”,还有“语言”和“古代文学”。即便如此,思维仍然是一样的——只有通过课程、课堂讲稿和课堂的重叠和反思,才能更好地呈现语文教育的三维图景。在撰写本文之初,目标非常明确,首先是“考古学”,然后是“今天”。写完这篇文章后,我一直在思考今天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地位。

    基础课应该相对稳定,选修课应该开放,医生阶段应该避免。

    首先,让我们谈谈“课程设计”。我们用什么来纪念中国人一百周年?,我谈到了学科体系的演变并举了一个例子:“从1915年到1916年,史静大学堂共有9门“中国文学”课程:中国文学史、张慈研究、西方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献学、哲学导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外语。在2009-2010学年的第二学期,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57门研究生课程。”我想特别指出,课程越多越好,必须重新评估。

    我的假设是:不要乱动基础课程。它们需要相对稳定。这不是为了老师的方便,而是为了学生的未来。选修课必须开放,以便教师有尽可能多的表现空间,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设计自己。如何协调两者?本科生、硕士和博士课程有什么不同?这些需要认真思考。依我拙见,盲目扩大选修课,提高本科、研究生和博士课程的学分要求是不太合理的。

    我在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讲课,发现他们的学生基础训练很好。相反,它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学生的水平很不均衡。他们通常很有天赋,但缺乏训练。即使在医生的阶段,他们仍然在纠正错误的句子和调整笔记。活跃的思维,许多想法,第一眼看上去很聪明,对细节问题迷惑不解,这些学生被戏称为“言语综合症”。这与我们的教学方法有关。一所学校越有声望,教授就越多,越不屑于“斤斤计较”。因此,大量意气风发但粗心大意的学生接受了培训。不止一个美国教授跟我叹了口气:听你的学生说话真聪明。但是说到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

    起初,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差异,但后来我意识到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基于“精英”甚至“天才”的假设,我们认为学生可以从自己的课程中学习,不需要练习“锻炼和正确的步骤”等儿科动作。因此,我们的许多选修课都是表演性质的,观众只需要在没有太多干预的情况下观看,这非常容易。教授们雄辩地发言,学生们欣喜若狂地听着——这样的课不能省略,但不能太多。

    理论上,每门课都很重要,不应该有偏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必须关注它。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不可能修完所有的课程。此外,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你必须为他/她安排课程。如何安排部队达到扬长避短的效果?主要关注的是新入学的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还是研究生培养?普通教育课在哪里?专业课程与平台课程的关系值得思考。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励老师讲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陈平原的书《什么是大学》

    一个好的班级不仅要求老师畅所欲言,而且要求学生“永远不要违背内心”

    其次,我想谈谈“课堂教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大学探索“文学教育”的重点往往是“课程设计”和“专业写作”,而很少涉及到教师和学生构建的“文学课堂”。对学生来说,直接面对的并不是无聊的“规定”或“课程表”(尽管这也很重要),将来也不会被追求。正是教授们活跃在讲台上。光是让演讲者“畅所欲言”是不够的。听众的“不要紧”也是必要的。这是理想状态。

    2010年11月6日,中国青年报(China Youth Daily)发表了《部分高校课堂师生策略混合在一起》,称:“高校教师的考核以学术研究为重点,课堂只是为了完成相应的工作量。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的努力是非常不够的。由于课堂上缺乏吸引力,学生们觉得他们什么也学不到,但是他们应该采取的形式必须采取,所以课堂已经流于形式。“问题是,如果我提出来,我能做什么?下面的药方不是很好:“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必须调整学校管理模式,避免行政干预办学。在此基础上,促进学术自主和教授对学校的管理。

    目前,中国大学的困境不能靠“教授治校”来解决。在我看来,教授不重视教学有许多因素。我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学任教。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北京大学)有最宽松的教学要求。宽松的制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教授们不尊重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有些学校有太多的课,老师们太忙了,没时间上课。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放羊。在重点大学,情况通常不是这样。主要是系统设计和教师心态。

    系一级最困难的管理是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应该如何批准?如果没有具体要求,它将被分散。这些规定太严格了,恐怕会扼杀活力。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你只能要求一定的课时。至于教学态度和效果,很难判断——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每学期都组织学生评分,但这不一定准确。为了庆祝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100周年,我们编纂了六部纪念文集,如《我们的青年》。当我们选择论文时,我们看到了许多系里朋友的批评,其中一些非常无礼。老学生除了不听老师讲课,还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学生,说如果你想失败,很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完成学业。开始的时候,老师很友好,不会让学生难堪。但是你知道学生们是如何在背后和之后抱怨的吗?

    认真学习是教育强国的基石。

    以讨论课为例,扩招后,在职培训被忽视,只要求“无事故”。

    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害怕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统计数据立即显示,每年有多少大学生没有按时毕业,有多少博士生没有拿到学位,淘汰率如此之低。你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教学水平正在迅速提高吗?不,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明白“不出意外”是最高原则。只要学生能安全地被送走,一切都会好的。质量差没关系。

    这涉及到如何上课的问题。过去,有严格的在职培训和老教师引进新教师的制度。目前,我们重视科学研究,重视教学。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轻易放手。中小学里有教学观察和教学方法,但是如果你在大学里这样做,你会被嘲笑。然而,如果你认为“八仙过海,在大学课堂上展示他们的神奇力量”,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似乎是错误的。这门课讲得不好,有些不认真,有些没有经验。

    例如,当许多大学举办研讨会时,老师知道如何安排学生简短地发言和评论。至于如何组织班级和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还没有好的计划。事实上,提供讨论课的每一位教授都应该对讨论课的起源、目的和技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掌握。否则,老师不知道如何发挥自己,学生错误地认为你懒惰,教室变得毫无生气和充满激情,这不如原来的“讲座式”教学。我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教授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一起举办了一个课程。我知道当他们参加研讨会时,他们非常努力,花了很多时间,学生们实际上受益匪浅。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瓦格纳教授(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右)出席研讨会时非常专心,学生们从中受益匪浅。

    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看“课”,还要看“课前课后”

    第三,更难说“课前课后”。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些高年级学生回忆起沈从文的演讲,这在课堂上不是很令人兴奋,而课后聊天让学生们收获很多。我经常和学生(主要是研究生)一起读书,讨论知识和生活。这些教授当然值得称赞。然而,根据目前的系统设计,这门课前后的活动不算科研成果,也不能按时间付费。这导致许多教授在课后消失。你不能批评他/她,因为没有硬性规定,老师也不能被要求打卡上班?

    近年来,奖励和考试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能为教学做些什么呢?不仅要看“课”,还要看“课前课后”;不仅是课时,还有教学效果。不仅有制度上的限制,还有精神上的回报。这背后是我们对“大学”的性质、功能和责任的理解,它不像安排课程或上课那么简单。

    上一篇:唐僧为何不听孙悟空劝告坚决进小雷音寺?牌匾上究竟写了什么?
    下一篇:亚冠半决赛首战最佳阵:戈米领衔浦和4人恒大0人